我叫张鸣皋，1924年12月27日在香港出生，今年已94岁。在香港接受教育，上天主教学校，12岁时受洗成为天主教徒。1941年底从香港来到广州，跟亲戚合股开办经营“顺天祥”木材厂。1947年开始就读于私立广州大学法律系，白天上班，晚上上学，直至四上（大学四年级上学期），共三年半时间，后因夜校关闭而肄业。1952年与黎惠英女士结婚，相伴至今，夫人今年88岁。我们育有一儿二女。1956年因公私合营，离开顺天祥木材厂，被政府吸纳到公务员队伍中，在广州市天主教爱国会工作，作为宗教与政府之间的桥梁，直至退休。我曾担任第六、七届广州市政协委员、常委。

一、从香港到广州，经历传奇

1924年12月，我出生于香港，在香港长大，上的是由天主教主开办的学校。12岁时，我接受洗礼成为一名天主教徒，由此受到宗教指引。我在香港出生、读书，做了点小买卖维持生计。1941年12月25日香港沦陷，我离开了香港，来到广州。1945年底，与亲戚合资在广九大马路附近开办了顺天祥木材厂。

在横跨军阀混战、直至抗日战争的动荡岁月里，在我从香港到广州的经历中不乏传奇故事，至今仍历历在目。

抗战时期，在内地乘坐公交车时曾遇翻车事故，幸无大碍。在香港沦陷的背景下，由于父亲在港患病，而我人在内地，于是偷渡日军封锁线回港探亲，不幸被发现。日本官兵发现我后，对我进行了搜身，小心翼翼地检查我的手指是否有携带过枪支的痕迹。我随身挂在颈上的十字架项链引起了他们的注意。日军问：这个东西，你信吗？为什么偷渡？我如实回答他们:我冒险偷渡是回港探父病。大概关了一天，也没有饭吃。到了晚上，我还记得那个日本军官的名字——小乔仲南，拿了张纸给我，上面画着十字架，写着一个“情”字和一个“爱”字。看到这时，我心里的惶恐舒缓了许多，然后他就把我放了。劫后余生，至今我仍然相信，是十字架救了我，是我虔诚的信仰救了我。

国民党统治时期我坐过牢。当时我在做木材买卖，主要货品是木制圆形电线杆。有一次，存放货物的一处仓库被盗，于是警察把当天去过仓库的人都叫去问话。我那时说话憨直，问完话后，我便建议他们用围墙防护，而不是仅仅用铁丝网围住，容易被盗。然后警察就认为我是动机不纯，以莫须有的罪名把我扣押了

一天。

图1 年轻时期的张鸣皋

凡所过往，皆为序章。在险境中走过，在文革中也被折腾过，如今谈笑历历往事，皆成旧梦。

二、与广大结缘，求学务实

广州大学创校之初，陈炳权校长仿效美国大学做法推广夜间上课，因为其原本主持的广东大学的夜校解散了，所以应学生要求创办广州大学，方便贫苦学生夜间上课。广州大学的夜校，吸引了当时想“求学”的年轻人，白天上班没有机会接受教育，夜校则为他们提供了提高学识和改变自己职业生涯的机会。据说当时先后有10万人次进入广州大学学习，而我也是听别人介绍，慕名前去的，后通过考试选拔入校。在我看来，广州大学夜校适合我的情况，白天做生意，晚上的时间不要浪费，可以抓住机会学习，获取知识，将来找份好工作，也是一种“镀金”了。

入学后，考虑到自身的知识水平和实际情况，我没有选择像物理、化学这样需要专业的基础知识的学科，而是选择了法律。广州大学当时位于仰忠街，从广九大马路走路到学校上课，只要十几二十分钟。当时，我经常与同在一所学校但不同专业的同事、堂兄结伴上课。因为上的是夜校，我基本上没有参加什么学生活动。在大四上学期，夜校关闭，所以我没有毕业，多少有些遗憾。

因为时间久远，我早已记不清那些专业知识，但仍然记得当时的法律系主任陈梦周教授和校长陈炳权博士，对当时的老师印象极好。上学时，我很欣赏陈炳权校长办夜校的创举。由于办学经费紧张，陈校长经常到国外筹款，实际校务工作由王志远代理。我曾听过陈炳权校长演讲，印象中陈校长高个子，高鼻梁，长相俊美，很有气派。

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，1956年实行私营工商业改造，那时，我也和其它进步的工商界一样，在行业率先带头参加公私合营。后来，个人从商业转入宗教界。改革开放后，我担任第七届广州市政协委员、常委，当时政协提倡大家写作，所以我做了些调查，结合《陈炳权回忆录：大学教育五十年》一书，在广州市政协刊物《广州文史》上发表了一篇回忆文章《陈炳权与广州大学》，把自己学生时代所见到的、听到的陈炳权校长的事情记录下来（该文章现收录在《纪念广州大学建校九十周年文集》中）。当然，与学校的缘分不止于此，我与陈校长的次子陈天机、女儿陈天籁和侄儿陈天佑也因此结缘，我曾为广州市政协邀请陈天机夫妇回国，为他们获欧初副市长的宴请在广州市政协演讲作穿针引线的工作，并在家中接待过陈天籁女士。陈天枢是美国著名火箭专家，很少回中国。

我非常感激陈炳权校长办的夜大学，广州大学对我的人生有很大的影响。是广州大学，让我有机会上大学，给予了我知识，得以结识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，所以我对广州大学很有感情。

 图2 现年的张鸣皋与年轻时期的照片合影

三、平淡生活，也无风雨也无晴

我做了十几年木材生意，从1946年与亲戚合股经营顺天祥木材厂，直到1956年公私合营。合营后，我离开顺天祥木材厂，赶上政府吸收青年工商界人士到公务员队伍中，从那时候起我成了公务员，拿政府薪水。在广州市天主教爱国会工作，当宗教与政府间的纽带。我是教徒，也是天主教爱国会的成员。作为爱国会的成员，我是公家人拿政府工资，要充当宗教和共产党政权之间的桥梁，促进二者磨合，达到有神无神的平衡。

信仰对我的人生意义重大。年幼时在教会学校接受的教育，对我的为人处世有极大影响。在圣心大教堂、天主教爱国会等接触到的也多为虔诚的教徒，我的工作性质也使我为主作贡献提供了便利。我认为：宗教的核心是爱，要发扬爱，与人为善，心平气和。1957年曾被打成右派。1962年摘掉了帽子，虽然在文革中受了一点苦，但也都过去了。现在，我仍是虔诚的信徒，平时会去较近的教堂做礼拜。在我看来，信仰是我人生的指引。

安乐无求、无怨无悔 、满足与感恩是我目前的状态。我曾担任广州市天主教爱国会的副主席兼秘书长，退休后，在2000年搬入了现居住的小区。我现在是怀着感恩的心，感谢政府和共产党的优待，让我可以有幸福的晚年。心中有爱，一生和顺，是对我人生最好的写照。

（广州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2017级王惠婷根据2019年1月17日访谈录音整理，吴小强审校）